校园抑郁：如何走出“至暗时刻”
原创 新天地NewEra 新天地NewEra采访 | 段灵冰 罗诗琦 张雯茜 孙素颖 薛敬文
撰稿 | 段灵冰 罗诗琦 张雯茜 孙素颖 薛敬文
美编 | 薛敬文
责编 | 薛敬文
编者按
这是上周起同学们用一周时间进行的采访。今天完稿后，对要不要在这个时刻发表，我们曾经有所犹豫，最终，编辑部决定发表这篇稿件——不是为了所谓的“时效性”,也不是要在悲剧发生后为任何一方发声。未来编辑部随后将展开一系列相关主题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但此刻发表的这篇，是想让正为抑郁症所困的你知道，或迟或早，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至暗时刻。愿你在身处黑暗时能记得，家人、老师、同学，我们在你的身边。
需要时，请一定让我们拉住你的手。
“它来了”
“它来了。”
2013年10月17日，陈老师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来自二年级本科生小林的信息。
“没关系，这是正常症状。你今天没休息好，就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歇一会儿。”
回复完消息后，陈老师查了一下小林下面的课程，是一门写作课。她随即给任课老师发了一条信息：“今天林同学身体不舒服，上午要请假。”她需要向这位老师解释，小林今天可能不得不“翘课”，因为，“它来了”。
“它来了”是陈老师和小林之间特有的暗号，这个“它”，是已经伴随小林多年的抑郁症。此前，小林已经因为抑郁症而被迫休学两年，降到了陈老师带的这一届。
“小林刚来那会儿，整个人是无精打采的，眼睛也没什么精神，始终是困顿的样子。”陈老师回想起她第一次见到小林时的情形：“他话很少，心不怎么对人打开。”那时候小林刚休学回来，有时会终日游荡，同学们甚至会偶尔在地铁站的轨道旁发现他。
陈老师担任辅导员已经近三十年，期间接触过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但小林是让她印象最深刻的孩子。当时，小林的抑郁症反反复复地发作，一周常有一两天陷入抑郁状态，无法上课，有时即使服药也无法有效缓解。陈老师注意到，小林的父亲在他的生活中是缺席的，总是伯伯代替父亲来陪伴他。每到抑郁情绪产生时，他就喜欢在外闲逛，或者是在宿舍睡觉。如果按照规章办事，不上课就意味着退学警告，但这样对小林会是更大的打击。
“他是一个病孩子，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对待他。”陈老师说。而对“它来了”的处理方式，就是陈老师对小林的特殊照顾。他们约定，小林要让老师及时知道自己的情况，让老师安心。相对的，老师也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在及时了解他身体状态的前提下理解和开导他。
每到学期的期中和期末，面临着考试的压力，“它”就一定如期而至。这时，陈老师会及时宽慰小林，给他减压：“没关系，给自己一个假期的时间调整自己。还可以补考，先暂时把考试放一放。”心态放松后，小林都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以高分通过补考。“尽管每一次考试都需要补考，但小林一点点获得了信心，慢慢地，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陈老师说。
在长期的相处中，陈老师逐渐发现“它来了”之后小林身心反应的规律，也在与小林的沟通中找到了一些应对方法，比如及时让辅导员了解他的身体情况，在得到辅导员老师的理解和宽慰后，小林不会因为旷课而自责。如果在常规的时间段里状态还不能恢复，小林会主动预约校心理中心的咨询师，寻求专业的指导。
“应对‘它来了’的关键是，对于抑郁症本身和对于在抑郁状态中的人的理解，接纳，包容，陪伴和信任。”陈老师说。在小林和抑郁症作斗争的过程中，陈老师和小林周围的同学一直陪伴在他身边，支持着他。小林的三个室友对小林很好，经常帮他带饭、录课、带他参加年级的各种活动。班里的同学也没有因为小林患有抑郁症而排斥他，而是以接纳和包容的态度对待这位新同学。宿舍里的欢声笑语对小林症状的好转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下，小林最终用六年完成了学业，其中服药的时间长达四年，为疗愈自己付出了巨大努力。
毕业后，小林事业有成，开了两家公司。几年后，他特意回校看陈老师。
“简直是蜕变！”陈老师很是欣喜：“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浑身散发着阳光和幸福。”见到老师，小林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没有老师的关心，耐心，陪伴和等待，那么我不会有今天。”
回想起小林的故事，陈老师说：“对于抑郁症的孩子，只要能规范系统地治疗，一定能被治愈。而且被治愈以后，他会和正常人一样，甚至内心更加强大。”在小林长期与抑郁症作斗争的过程中，正是老师和同学们的理解、接纳，帮助他逐步走出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校园抑郁的另一头连着家庭
赵老师是南京大学心理中心的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她注意到，目前学生中的抑郁现象较前几年更为普遍。近些年来，心理咨询室每个学期的咨询量都以接近400至500人次的数字增加。2019年心理中心的咨询量达到了近4000人次，而在早些年的时候，心理中心的咨询量只有1000至2000人次。
在心理中心，针对来访学生的症状，心理咨询老师只有评估的权利，没有诊断的权利，但评估后建议转去就医的同学的人数明显增加了。前几年，同学们出现的心理问题症状相对较轻，主要是情感和学业上的压力。但是现在，更多的同学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甚至是抑郁症。尽管官方并未对抑郁情况较为严重的学生的数量做统计，这种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校园内因抑郁正在服药的同学也在不断增加。
据陈老师观察，患抑郁症的同学“每届都有”。近年来，由于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也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接受抑郁症病情检测。这几年她带的学生中，每一届里确诊为抑郁症的同学比一二十年前普遍要多一两个。从确诊到服药的抑郁症同学，以前一届一百二十人中有两到三个，现在一百六十人中有三到五个。
在评估学生存在抑郁症倾向之后，陈老师会建议这些学生去学校的心理中心咨询或是去南京脑科医院的专家门诊做病情诊断。在帮助同学走出抑郁症的初期，陈老师会建议同学去睡眠门诊，学生也比较容易能接受这样的建议。“不要一上来就给他贴抑郁症的标签，”陈老师特意强调。
从全国高校的情况来看，因为抑郁症休学甚至遭遇更严重状况的同学，较往年数字均有所增多。
《超脱》
抑郁是先天和后天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赵老师在心理中心观察到，程度较为严重的抑郁往往与后天因素有更多关联。后天因素也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内在的因素包括心理和身体，外在的因素则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学业压力以及自身遭遇的事件。其中，学业压力和家庭因素对于青少年抑郁情绪产生的影响尤为明显。
何君在高中时就被诊断为中度抑郁。高三的时候，何君常常会觉得喘不过气，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心情持续地低落。每天早上起不来，每天晚上睡不着，以前上课从来不打瞌睡的她会不受控地睡着。“醒过来之后觉得比睡着之前还累。”她说。
繁重的学业压力和窒息的竞争氛围成了压倒何君的最后一根稻草。何君回忆说，高三时老师经常给她施加很大的压力，成绩略有下滑就会被老师找谈话，被公开批评，更严重甚至会被找家长。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老师会在成绩排序的后面写上每个人的成绩对应的学校。何君也被老师下过论断，说她“顶多去个XX大学”。
更艰难的是，家庭的不理解与学业压力往往相伴相生。小安初中时成绩良好，但进入高中后成绩一落千丈。从“尖子生”到“普通生”的身份转换让小安的父母无法接受，当小安为此焦虑不安时，父母不仅没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她的角度思考问题，反而经常责备她，想当然地揣测她成绩下降的原因。“懒惰”、“早恋”、“贪玩”、“无用”……父母的指责让小安情绪几度崩溃，出现了幻听、幻觉、妄想等严重的生理反应，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
心媛抑郁情绪的产生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母亲一直在外地打工，她从小和父亲一起生活。难得全家团聚，可父母的每次见面都会变成一场争吵。最终，心媛的父母还是离婚了。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管理下，心媛考上了南京大学。但进入大学之后，她突然觉得很多东西丧失了意义：不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在多重消极因素叠加的影响下，她开始自残。
虽然家庭状况不同，但小安与心媛的童年经历颇有相似之处。从幼年时期起，小安的父母一直分居两地，她和母亲、外公外婆一起居住。母亲和外公对她期望很高，要求非常严格，有极强的控制欲。谈及那段压抑的日子，小安说，“我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基本上都是按照家里人喜好做事。”她的家长一直采取打击教育，认为孩子没有隐私，不需要被尊重。小学的时候，小安成绩一直很好，经常是班上前几名，但只要成绩有一点波动，母亲就会责怪她，拿她的不足和其他人的长处比较。这一切导致小安对自我的价值感认知很低，内心深处极度自卑：“特别想要他人认同。希望被所有人喜欢，害怕被讨厌。”
近年来，原生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赵老师说：“可能我们很少看到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谈到自己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怎么对待他，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孩子，比如说来到我们心理中心的孩子，他会谈到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
她注意到，如今孩子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父母的观念却仍然停滞于过去，奉行着在物质匮乏时代流行的“物质为上”的价值观。一些父母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没有学会该怎样去对待孩子，该怎样进行情感交流。从父母那里感受不到爱和温暖的孩子，往往会缺乏安全感和价值感。“如果他的家庭没有教会他怎么去正确地处理问题、应对情绪，那么在后来的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可能更容易被抑郁情绪打败。”赵老师说。
我们都在你身边
近些年来，学业的压力和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校园抑郁症日益成为全社会都关心的话题。
位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学生活动中心10楼的心理中心，是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咨询的机构。除了专职咨询师之外，中心还聘用了很多兼职咨询师，帮助同学解决内心的困惑。
此外，学校也设置了一些常规化的活动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心理状态。比如说在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学校会安排学生进行心理普查。有的学生可能心理已经处于异常状态，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求助或羞于开口求助，这个时候，他们格外需要学校、老师、同学和家庭成员的支持。
大学四年，心媛一直坚持定期前往心理中心接受老师的心理辅导。赵老师清楚地记得，最初见到心媛是在2015年，连续几次自残后的她看上去“苍白而无助”。经过评估，她建议心媛前往南京市脑科医院就医，最终心媛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在征得心媛的同意后，辅导员联系了她的父母，告知了他们心媛的情况。虽然她的父母已经离婚，但当得知心媛被诊断为抑郁症后，他们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和事务，一起来到学校，在校外租了房子，共同陪伴当时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心媛。
此后，她的母亲辞去了之前外地的工作，在南京又找了一份工作，大学四年都一直陪伴着心媛。父亲也会定期来南京看望她。他也试着对心媛敞开心扉，为自己过去过分的严厉道歉。对于心媛来说，这些都是她从未感受过的东西：家庭带来的温暖。
《说唱新世代》
在心理老师的辅导下，她坚持定期去医院复诊，让病症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赵老师说，心媛在去年顺利毕业，找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这对于重度抑郁症患者是非常难得的。”
与同学们日常接触最多的辅导员，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抑郁症学生。辅导员陈老师会在班会和团体辅导中观察同学和群体的关系，有时会发现个别孤立和沉默的同学，通过后期的交流来评估其心理状况。在与新生建立信任之后，会有患抑郁症的同学主动找老师谈话，或是同学和班委主动告知抑郁症同学的情况。由于社会对于抑郁症仍缺乏应有的科学认识和有羞耻化的倾向，陈老师在大一和大二会加强对抑郁症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在学生群和家长群里分享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章。
需要注意的是，更多的时候，抑郁症患者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的是周围人的倾听与共情。很多抑郁症的同学，他们很在意是否被视为弱者。如果对于他们的关心表现得过度，可能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压力，反而让他们更容易包裹自己、封锁自己。“而且很多抑郁症患者很怕麻烦别人的，如果你对他过度地小心翼翼，他可能更不愿意麻烦你了。”赵老师说。
“走出黑暗，你会更强大”
每年的上半年，南京大学都会举办为期一个多月的“5·25”心理健康节。在此期间，学校会开展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讲座，给大家科普知识或者是缓解大家的焦虑。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每年也会从学生那里征集一些普遍困扰大家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开展一些沙龙讨论。
在8月20日发布在“nju心理”的推送中，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对于心理咨询这样解释：心理咨询过程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劝慰人或开导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助人自助”。“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最基本原则，社会工作者期望通过他们的帮助，使服务对象增强其独立性，而非增强其依赖性，能够在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和困难时，可以独立自主地加以解决。
《丈夫得了抑郁症》
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家庭、朋友、老师的支持对于患者病情的好转固然重要，患者自己对于抑郁的接纳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赵老师反复强调，如果患了抑郁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患者都要学会和抑郁并存。因为一般来说，抑郁症是很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如果第三次复发的话，很有可能需要终身服药。
已经从抑郁症中走出的何君认为，帮助自己的心理医生“非常非常优秀”。最初，何君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学习生活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到医院接受治疗时，这位医生首先的建议就是用药。但在每周的咨询里，这位医生从来没有给何君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建议，也不会针对何君倾诉的内容做出评价。“她也说她只能帮助我找到一个走出来的方向，最初我还有点怀疑，但是后来才发现，她是想为我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让我自己找到心理调适的方法。”何君回忆道。
面对抑郁时，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不要试图让抑郁迅速消失，而是要在接受自己的基础上积极地去调整情绪。如果总是纠结于原生家庭给自己的创伤，或者是想父母为什么没能给自己一个好的成长环境，那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怎么去改变现在的这种处境和想法，然后去重新发现自身的意义，这才是关键的。”赵老师说。
“病耻感”，是提及抑郁症时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受到社会隐形歧视的压力，抑郁症患者往往为病耻感所困扰。这些患者认为生病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而且无论他们内心多么困扰，都没人能够理解他们。所以，每当心理问题产生，他们常常会下意识地逃避，陷入自责、恐惧、痛苦的深渊。带有病耻感的患者不愿接受治疗，不愿自己的病情被别人知晓。
《丈夫得了抑郁症》
木子在去年四月被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评估具有抑郁倾向，今年一月在南京脑科医院检查，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直到六月才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的病情。木子之所以一直不愿意面对病情，是因为她不想成为一个靠药物活下去的人。确诊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为了把这个秘密藏着掖着，木子不得不强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假扮一个“正常人”。“但我高估了自己，在某些东西的侵袭面前，我无力得就如同搁浅在沙滩上的鲸鱼。”木子回忆起自己的抑郁状态。
抑郁者的“病耻感”，有一部分也来自于父母对于抑郁性疾病的偏见。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长，常常认为抑郁者“矫情”，孩子只是心理过于脆弱，稍加调整就能恢复。赵老师也接触过一些案例，很多学生本来很愿意遵医嘱服药，但是却被父母强行喝止，认为抗抑郁类药物会让孩子变笨、变傻。
即使是具备一些背景知识的父母，当抑郁症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时，往往也难以摆脱病耻感的困扰。何君的父亲有三级心理咨询证，平时工作也与心理咨询相关，但在何君想去寻求心理医生的专业指导时，父亲却阻止了她，理由是“去看心理医生就是承认自己心理有毛病了”。何君说，“我说我想去看心理医生我爸就会吼我，说‘他们能帮你的也就是认清问题所在，解决问题的只能是你自己，你难道想吃药吗？’”。直到之后问题严重到何君完全不能去上课，看到学校就开始呕吐的地步，她的父母才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师。
而更多的父母因为不了解抑郁症发作的病理性原因，甚至拒绝相信医生的诊断。在被诊断为抑郁症后，小安的父母仍然反复对她强调她没有患病，强行要求她积极向上。小安说：“感觉就像是那种强迫双腿断了的人跳舞。”
“父母这一辈对心理咨询和精神类疾病的这种保守态度和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科普知识。”赵老师解释道。对于这样的父母，心理咨询室一般会给他们科普一些关于抑郁症的知识，也会建议孩子推送正确解释抑郁症的文章给父母看，对父母进行科普教育，让父母意识到抑郁症的严重性。
幸运的是，在身边几位一直愿意听她“倒苦水”的好友的陪伴下，木子最终战胜了病耻感，认识到药物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生活下去的一个工具。“我很感谢他们，”木子说，“从前一直认为自己需要做到绝对的强大优秀，像钻石一样，‘没有瑕疵’，可把痛苦和脆弱暴露在他人眼前难道不是另一种决心和觉悟吗？我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也不介意让别人看见我的痛苦和眼底的阴霾。”
采访结束，目送木子离开，她身着的黄色连衣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正如她在社交平台上的记录：“我还好，尽管固执地痛苦，但依旧灿烂地生活。”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小林、心媛、小安、何君、木子皆为化名。
|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助人自助”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9%E4%BA%BA%E8%87%AA%E5%8A%A9/3320717
原标题：《校园抑郁：如何走出“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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