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之一，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建国后竟成为大学校长
1920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两张长凳架起一块木板，既是床铺，又是书桌。桌前，有一个人在奋笔疾书。母亲在屋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儿子应声答道：“吃了吃了，甜极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
他叫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
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信仰也是有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
陈望道（1891.1-1977.10.29）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在课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国，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学。
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停办后，改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离开复旦大学。
1934年9月，创办《大自》半月刊，并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加以痛击。《大自》被迫停刊后，去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6年，在党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并主编《每日译报》的《译文周刊》，为抗战时期上海语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40年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其间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周恩来、邓颖超于复旦师生见面。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师生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夕，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组织广大进步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协合会长、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1961年以后，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3月29日病逝。
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在谈到自己怎样研究起修辞来的时候说，“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张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可是许多学生不会写文章，许多翻译文章也翻译得很生硬。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但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修辞著作。于是，他就开始了对修辞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他于1932年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它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做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
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全面概括。它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体系，备受当时学术界的称颂。就是今天我们来重新评价这个体系，也仍然认为它既有比较完备的修辞理论，又有概括力极强的修辞规律，有它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陈望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修辞学研究。《修辞学发凡》问世30年前后，陈望道曾回忆说：“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1962年12月17日在复旦大学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是我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带进修辞学领域的学者。
陈望道 - 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的委托，翻译《共产党宣言》 。于是陈望道回到故乡义
乌的茅草房里，开始了这项翻译工程。
有一天，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本、参考英文本翻译《宣言》，人都累瘦了，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翻译句子。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道：“红糖不够，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赶快回答：“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前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到儿子满嘴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于是母子相对大笑一场。
1920年4月末，陈望道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再经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校阅，当年8月便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然而，由于后来国民党将《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年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宣言》版本。
陈望道 - 拒绝附和文革
陈望道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某学者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陈望道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他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大搞“批儒评法”运动，简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学者，为了紧跟形势，为了救出自己，或者还想附势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则以儒法斗争为纲来修改自己的旧作，或则改变自己一向尊儒的观点，为法家大唱赞歌。但望道先生则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里还对他的研究生说：“法家杀气太重。”虽然欲说还休，但忧虑之情可掬。那时，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但认为书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陈望道不肯改，经一再动员，也只改换了几个例句。出版社领导说：“这个样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评法的精神，怕外国人看了要挑剔。”陈望道对他的助手说：“我倒不怕外国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国人挑剔。”
陈望道 - 与复旦大学的情缘
1920 年5月，陈望道在义乌家乡分水塘村完成了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来到上海。在上海编辑《新青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也就在1920年这一年，望道先生来到了复旦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近半个世纪的情缘。
1920 年9月，陈望道来到了复旦，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科任教，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4年起，他又开设了美学、因明学和新闻学讲座等课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国文学科主任以后，他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为新闻学专业，特聘名人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因为有了这个基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原中国文学科分成为中国文学系和新闻学系，望道先生担任了中国文学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学严谨，先后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的专著《作文法讲义》(1922年)、我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论著《美学概论》(1927年)和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明学》(1931年)。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陈望道是一位身穿灰色旧长衫讲课的穷教授，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颇受学生爱戴，人称民主教授。在他时任中国文学科主任的1927 年，因为大革命失败，夏征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等许多革命青年从武汉逃来上海，没有地方可去，经望道先生安排，他们才进了复旦中文系学习。
1931 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一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副署，陈望道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望道先生不得不离开复旦。在离开复旦以后，1932年他修改、整理讲稿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论著《修辞学发凡》。此后，他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和办《大江月刊》，发动“大众语运动”，发起“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
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北碚。1940年，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回到了设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和新闻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闻系主任。在他出任新闻系主任后，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
为了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在炎热的7月，陈望道中午以烧饼充饥，晚上睡在满是臭虫的床上，因为过度疲劳，他卧病了一个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蒸蒸日上，名闻全国。1944年那一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543人，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2787人的19.48%，而当年新闻系仅录取30人，也就是说，每18人中才能录取一人。
1946 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上 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望道先生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在今天复旦新闻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上，竖有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永永远远地纪念他。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拟将复旦迁往台湾，从而引发了一场复旦师生的护校斗争。望道先生作为教授代表担任了护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的副主席，领导学校的师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陈毅将军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军管会代表实施对复旦大学的
接管。因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人在北京，望道先生实际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校务和教务工作。1950年中央曾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征求他的意见。望道先生说：“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复旦工作一样重要，我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复旦。”为此，毛泽东在1952年亲自任命望道先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当时全国高校正实施院系调整，十八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到了复旦，一时间群星际会，人才荟萃，但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迥异，要把这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很难。作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呕心沥血，才使复旦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从而成就了国内一流名校的声望。
院系调整后，有人提出来要改复旦校名为上海大学，各说各的理由，最后陈望道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他的想法，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望道先生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复旦的校门也是几经变迁，原来在国杈路口对面， 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六十周年，学校决定建新校门，并移址到现在的邯郸路220号。为了建造现在的这座校门，预算需要两万余元，但当时学校只能有一万元的投入，于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一万多元作为校门的建造资金。因为这个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
在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上海的城郊结合部，属宝山县地界。因为未划归市区，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远比市区要差，同时给复旦职工子女的读书、升学、就业也带来许多不便。身为一校之长的望道先生，为此多次给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当时有一万多名师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也觉得十分为难，但望道先生还是不断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探望他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复旦能尽快划入市区。”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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