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否令我们讨厌科学了？丨萨拉·戈尔曼&杰克·戈尔曼
作者：[美] 萨拉·戈尔曼，[美]杰克·戈尔曼选自：《认知陷阱：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的科学真相》（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2020）
萨拉•戈尔曼(Sara Gorman)
一家大型跨国医疗保健公司的公共卫生专家，从事全球心理健康、提高全球卫生领域证据质量以及全球卫生替代融资模式的研究工作。她为各种健康和医学杂志，包括《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国际妇女健康》和《艾滋病护理》，撰写了诸多全球卫生、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和妇女健康等主题的文章。她曾在艾滋病法律项目的政策部门工作，并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担任研究员。她还为维拉司法研究所分析了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的精神卫生政策，并研究了肯尼亚农村地区半流动艾滋病诊所的有效性。
杰克•戈尔曼(Jack Gorman)
富兰克林行为健康顾问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科学官。戈尔曼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任教25年，最终担任利伯精神病学教授。他后来成为了埃丝特和约瑟夫•克林根斯坦教授，西奈山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和神经科学教授。
学校是否令我们讨厌科学了？
美国人对科技很感兴趣。他们会参观科学馆，排队去买最新的高科技小玩意儿。可他们仍旧认为科学太复杂了，实在理解不了。据皮尤基金会近期的一份报告称：“近半数（46%）美国人表示，许多年轻人不想取得数学与科学方向学位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些学科太难了。”我们的中小学提供的科学教育方式似乎在致力于证明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美国人看来是准备不抱希望地向科学举手投降了，就算是要请他们为科学事务投票也不例外。
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2007 年年度大会上，乔恩·米勒发表了一篇主题为美国人科学读写能力的论文。米勒在论文中谈到2003 年他与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们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他们通过此次调查确定了很多成年人对各类问题的看法，包括干细胞研究。当年的结果显示，17% 的受调查者强烈支持这类研究，称赞它有望为各种重疾提供更有效的疗法；还有17% 的受调查者基于反堕胎的立场表示反对。第二年一整年，干细胞研究成了总统竞选中的一个议题。米勒等人在大选前一周重做了原来的民意调查，发现支持和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分别下降到了只有4%。其余接受调查的人表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们也许是从自己的中小学老师那里学到这种对在科学问题上无力站稳一个“立场”的态度的，其中也包括中小学生物老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迈克尔·伯克曼和埃里克·普卢策发现，当进化论这样的课题在社区中被理解为争议性话题的时候，科学学科的教师们态度“优柔寡断”，宁可对此话题避而不谈。自然，从科学角度出发，进化论完全没有任何争议，可我们永远也无法彻底理解被托付了科学教育重任的人们是否不愿在科学事实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的科学教育似乎是在致力于使人们厌恶且恐惧科学，而不是增强人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自信心。在小学里，布置给孩子们的作业是收集秋天从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并根据种类贴上标签，仿佛有了辨别橡树叶和枫树叶的能力，将来就能揭示什么重要的科学原理似的。有些孩子喜欢到户外去收集树叶，可对于大多数孩子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任务。在初中，生物课的主题是记住图片中的昆虫、青蛙和犬类的器官名称，仿佛认得出“泄殖腔”和“单心室”就能使孩子们从此爱上科学似的。到了高中，学生们的作业也许就成了背诵元素周期表，118 个元素一个都不能少。这项任务包括记住每个元素的原子序数、符号以及电子排布。有朝一日必须在核能安全性问题上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人知道了第118 号元素是Ununoctium，多么令人欣慰啊。我猜很多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都需要把元素周期表挂在他们实验室的墙上，以便记住其中的所有细节。
很不幸，科学工作者与非科学工作者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都存在巨大差异，包括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给孩子接种疫苗是否安全、兴建更多核电站是否安全。不过看来正如李·雷尼最近在《科学美国人》上撰文指出的，上述双方在一个问题上态度一致，那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所谓的STEM 科目）教育水平很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很小的年纪就对科学感到气馁的人在决策时更爱使用大脑中耗能最低的部分，因此产生了偏见。人们将受到限制，对激活背外侧前额皮质产生抗拒，甚至不愿试着去想明白他们必须面对的科学与健康问题。
教育人们科学方法
我们相信，学生在科学课上能学到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懂得如何评估一个主张有没有建立在认真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我们同样相信，哪怕是在小学层级的教育实践中，引入“统计推断”这个概念也是可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想办法让五年级学生懂得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具体细节。但是，即便是幼童也有能力理解概率、可重复性以及可信性这类概念。给儿童和青少年学生上这类课程会比让他们背诵树叶、人体部位或化学元素的名称有意思得多。
学这些不需要数学技巧——很多人（往往是错误地）宣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只需要逻辑推理能力。采用正确的教学方式的话，科学观念就是平易近人又很有吸引力的，学生们会爱上解决科学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给予幼童——在本研究中是贫困儿童——高质量、高密度的教育干预措施，旨在对抗他们人生初期因缺乏此类干预产生的不良后果，可以提升他们成年以后的健康水平，其中包括使他们今后患肥胖症的风险降低。这项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的设计理念富有前瞻性，执行过程十分严谨，实验的随机化也做得很好，充分满足我们此前描述的严格遵循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的各项标准。该研究显示，从儿童出生至五岁这个时期，对他们进行的教育干预会产生长期影响，包括改善他们的健康习惯。
这项研究没有提到以下问题：尝试提高科学素养的教育干预，如果从低龄时期做起，是否无法对具备更强科学理解力的成年人群产生长期影响。但是关键之处应该是强调过程而非内容：科学是如何实施的，科学家如何得出结论，为什么有些事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另一些事则是可重复的天然事实。
假如老师不再告诉课堂上的孩子们他们今天要做的是把一堆石头分为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而是用以下问题开始一堂课：“有谁知道我们如何判断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开场问题还可以是：“人们在实验室做什么呢？”或是“我们怎么知道用在身上的药是不是真的会让我们身体变好？”五年级的科学课将变得多么有趣啊！正如谢丽尔·柯申鲍姆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所说的：
是否每个美国人都能正确回答用他/ 她上小学的时候必须记住的科学内容编成的突击测验题这一点并不重要。这种做法难道不就是令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接近科学的最初原因吗？重要的是我们要致力于将美国民众培养得对科学更加投入，不仅要支持科学，还要把研究和发展问题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做才能迎接从干旱到流行病等一切21 世纪的大挑战。
所以，击败对复杂性的恐惧的方法就是从人们可以适应的最小年纪开始为他们提供将来理解科学方法会用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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