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调研回访武汉郊区因疫情受损的种养殖户
3月上旬，笔者曾调研访谈了武汉郊区三个养殖户因新冠疫情受灾的情况。至今，武汉解封已5个多月，武汉郊区在硬核防控中那些损失惨重的种养殖户是否已经熬过了深寒季节？是否已经开始正常经营？市场是否已经彻底恢复？笔者就此，回访今年3月初访谈过的三个种养殖户，试图理解后疫情时期，市场的特点、变化及原因。三个养殖户的现状
笔者于9月3日回访了武汉市郊区三个种养殖户，他们的现状如下：
案例一：小型养殖户。李明（化名）养的1万只肉鸡饿死殆尽；7000只蛋鸡中有6000余只挨到了武汉解封，但如继续喂养每天亏损500至600元，后以13-14元/只的价格卖给鸡贩子，销往湖南、河北；积攒的100余箱鸡蛋（每箱360个），以80-90元/箱的价格卖出。李明算了一笔账，受疫情影响，总体亏损达20多万元。
疫情之后，李明不再养鸡，主要原因在于：首先，饲料价格上涨，豆粕仍然需要3300元/吨，远高出疫情前的2900元/吨；玉米涨到2720元/吨，远高于原来的2000元/吨。其次，按以往经验和当前销售价格看，养鸡基本上赚不到钱。最后，害怕受到第二波疫情影响。李明现在主要喂养桂花鱼，但面积由40亩缩减到24亩，喂养成本包括，租金6000元/年，购买饲料（小鱼）18000元/月，电费1600元/月，要喂到11月份才可销售。他感觉，今年桂花鱼的行情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一起喂养桂花鱼的养殖户由8户减少到4户，供求减少，可能会抬高价格。
李明说，以前一直从事养殖行业，现已40多岁了，也做不了其它事情，只能养点鱼。如果今年底行情还不好，就不养鸡了，改行做点其它的小生意。他现在资金有限，投资要考虑了再考虑，再亏，就要喝西北风了。
案例二：中型养殖户。杨刚（化名）是养鸡专业户。疫情期间，养殖的4万只肉鸡，因到了出栏期而无法销售，每天还要承受20000元的饲料成本，看不到希望，所以就断掉了饲料，全部饿死，挖坑埋掉了，最终损失达80万元。8000只蛋鸡，“掉养”坚持到解封，但因饲料不足，掉毛，卖相很差，加上市场不景气，以3-4元/斤的价格销售，一只卖10来元，而先前一只可卖60-70元，到六月中下旬市场恢复起来时，早就卖完了。之所以尽早出手，原因在于：解封之初，喂养一天要亏损1000元，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想着长痛不如短痛，就低价处理了，蛋鸡亏损了10余万元。
杨刚在疫情期间试图寻求政府支持，但是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政府只能帮助联系饲料，以及帮助挖坑深埋，其余事项则爱莫能助。疫情之后，国家为种养殖户可提供小额贴息贷款，但是杨刚不想贷款，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贷款所需要的抵押财产，另一方面是全球疫情还没有结束，风险仍然很大，所以还要观望一段时间。杨刚自1995年农业院校毕业后，就搞养殖，已有25年了，转型做其它的，也不适应，近期先让爱人找地方打工救急，自己则经营一家药店，专为养鸡养猪提供药品，但因养殖锐减，生意也比较惨淡。
案例三：大型种养殖户。胡兰英（化名）租地305亩办的家庭农场，种菜养鸡，总体亏损达200万元，因是科技示范户，区科协帮扶了4万元。她说，这个亏损还算是能够扛得住。目前，农场养鸡6000只，其中包括疫情前喂养的蛋鸡2000只，疫情后喂养的蛋鸡4000只，后者到10月份才可下蛋，目前每天要3-4包饲料，成本在500-600元。她准备转型养猪，退出养鸡，养鸡利润薄，不好管，风险大。农场内，现已养160头母猪，100头肉猪，到年底肉猪规模即可达到1万头，饲料主要是自种的20亩青菜和6亩玉米。目前请10个工人，负责种菜养猪喂鸡，以前要请40-50名工人。
胡兰英转型养猪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农场从2005年开始即以养猪为主，有很成熟的技术，可以实现自繁自养，从孕育到出栏前，可以全封闭式喂养，就是工人也不准随便出入，尽可能减少与外界接触，这样可以规避非洲猪瘟类传染病。二是政策支持，去年遭遇非洲猪瘟后，国内猪肉价格持续走高，于是国家鼓励大型养殖场，给予政策扶持。胡兰英将原来万头养猪场扩建成2万头养猪场，总投资要1000多万，其中贷款1000万，国家补贴200万，再融资400-500万。2万头的养猪场扩建成功后，可纳入国家大型养殖场范围，享受相关政策扶持。三是有应付市场起伏的经验，以前就是养猪种菜，猪价与菜价一般不会同时跌入谷底，猪价低时就种菜，菜价低时就养猪，15年来，都是这样相互调控过来的。四是市场渠道稳定，附近的“四季美”市场是华中大型肉菜批发市场，需求量巨大，主要销往湖南等地。
从以上三个案例的变化可以发现，一是经过这场新冠肺炎防控，所有种养殖户都相对损失巨大；二是因体量不同，应对风险能力亦不同，中小型的抗风险能力不足，大型种养户抗压能力相对较强；三是他们遭遇了新的发展性结构困境。
新的结构性困境
在硬核防控阶段，物理空间的阻断、行政体系的强硬管控等，实施了区域内部捆绑，而外地救援帮扶又实施了外部替代，最终导致本地种养殖户遭遇了严重的结构性困境。4月8日武汉解封以后，内部捆绑与外部替代的防控困境消除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困境，深刻影响着种养殖户的生产与销售。
3月余封控，打乱了种养殖户的饲养周期和资金周转周期。因肉鸡饲养周期短出栏快，持续喂养成本巨大，所以养殖户大多选择先饿死肉鸡然后深埋，“掉养”蛋鸡。解封之初，蛋鸡价格在3-5元/斤，鸡蛋在10元/30个，远远低于疫情前的售价，而饲料价格却又比疫情前要高，只要继续喂养，就会继续严重亏损，鸡蛋也有保鲜期。所以养殖户都希望能够尽快出手，卖掉所有的鸡与蛋。所有的养殖户想法相同，挨过疫情的鸡和库存的蛋一齐涌向市场，在两个多月内，市场价格自然会持续走底。
除了上述喂养成本与市场价格问题外，养殖户是否可以把握销售节奏，通过减少市场供给，而相应抬升市场价格呢？就调查来看，还存在疫情常态化困境。全球疫情发展态势不断恶化，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养殖户无法对市场进行有效判断，也无法控制销售节奏，实现供给调节。此外，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也给进一步投资造成了困境，种养殖户都不敢轻易投资复产，害怕疫情卷土重来，造成第二波损失。
对于中小型养殖户来说，很难争取到国家补助，至于小额贴息贷款，因为缺乏抵押财产，也不能轻易贷到。大型种养殖户因体量巨大，进入了国家政策视野，可以获得一些财政补贴，也有财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或向社会融资。也就是说，中小型种养殖户的发展性资金困境要比大型更大些。不过，即使大型种养殖户可以相对容易找到复产资金，也是对未来积累的提前消费，承受着巨大的发展与风险压力。
无论大小型种养殖户，一般都需要一二十年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掌握了种养殖的熟练技术，如果现在要他们转型，就存在很强的技术困境或者说路径发展依赖困境。即使是胡兰英转型养猪，也是因为之前一直养猪，只是去年遭遇“非洲猪瘟”和政策性禁养，被迫转向养鸡，现在没有先前的困境了，转归老本行，其本身就掌握着成熟的养猪技术，再加上猪价一直高企，国家鼓励，所以有很强的信心。而对于另外两个中小型种养殖户，他们仍然处于观望之中。
综合上述，武汉解封破除了种养殖户硬核防控之困境。他们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竞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又出现了市场倾销、疫情防控常态化、资金短缺和技术单一等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种养殖户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的真正恢复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良消化期与调整期。
市场的进一步恢复
目前情况看，疫情抑制了全球需求。肉菜市场随同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期。但可考虑从国内因素思考刺激种养殖户的生产经营。
首先，进一步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稳定并扩大国内市场需求。中国的疫情防控早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常态化防控也要持续开展下去。只要疫情得到持续控制，随着生产增长和人口流动增加，包括肉菜在内的消费终端市场就会活跃起来。
其次，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增强种养殖户防控风险能力。就全国调查来看，各地为了促进复工复产和就业，都提供了免税、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但是还可以进一步放宽贷款政策，既要保障借贷资金安全，又要能够保障在中小型企业确实需要发展资金时，最终可以获得贷款，重启生产环节。此外，还要进一步搭建种养殖户的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即使疫情卷土重来，也可以保障产品销售。
最后，鼓励种养殖户自救。疫情大灾之后，国家可以从宏观政策环境以及资金等方面提供一些帮扶，但最终还要靠种养殖自身行动起来，开展自救。比如，扩展或转变经营范围，从以前的单一品种养殖，到养鱼、养猪、养鸡和种菜等相结合。具体如何结合，种养殖户需要根据自身的技术、资金、固定资产等条件决定。此外，种养殖户还要善于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寻找市场缝隙，捕捉商机，能够为社会提供急需的产品，也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
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更要着眼于调整国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一方面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政府要为市场主体提供贷款、信息、优惠待遇、宏观市场环境等公共产品，刺激种养殖户等微观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才可以进一步恢复市场秩序。
（作者贺海波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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