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朋友动手是暴力，女朋友动手是情趣？
前几天，KY编辑部内聊到一个问题：在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无误；那么，如果是反过来，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吗？有同学想到了之前热度很高的“张雨绮刀砍袁巴元”事件。张雨绮在娱乐圈以“敢爱敢恨”著称，一系列泼辣操作也曾让她获得“暴力御姐”的称号。
她曾直言“年龄根本就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成熟与否的关键，我觉得，男人其实从来没有成熟过。”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她对自己的历任男友也从未手软过。
和汪小菲热恋，爱时旁若无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脸时在公众场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与汪小菲分手后，风风火火恋上王全安，也曾高调地晒出8.688克拉的鸽蛋钻戒，表达爱的宣言。但碰上吵架，张雨绮依然毫不示弱，开着路虎就冲上马路直追王全安，还猛踹车门逼其下车。
然而在网友们看来，这都不是最狠的。张雨绮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闹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状告理由是他被张雨绮砍了！背上留下了两道长达1厘米的伤痕！
但是，民警到现场后因“未发现有持刀情况”，便按照一般家庭纠纷处置了。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热议后，一部分网友为张雨绮叫好，认为她“有气就撒，刚到不行”，是新时代女强人的“标杆”；也有网友对此感到警惕，认为“如果张雨绮是男生，评论一定会一边倒骂家暴吧”。
事实上，以张雨绮袁巴元这一事件为例，如果女方持刀伤人情节属实，的确会构成对男性伴侣的家暴。这一点也给了我们警示：接受亲密关系暴力的一方并不总是女性，男性也会成为受害者；
此外，亲密关系暴力不止发生在异性恋伴侣中，它也会在性少数伴侣之间发生。
对于遭遇了亲密关系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数人群来说，求助更加羞于启齿，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够受到的社会支持也更少。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那些在亲密关系暴力事件中被大众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无论是媒体的报道、机构的调查，还是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的援助渠道，资源都更多地集中在“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这个设定里。我们普遍认为，男性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情况即使存在，也是罕见的，实则不然。
根据统计数据，有相当比例的男性曾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过暴力。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有28.5%的男性曾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过强奸、肢体暴力或者盯梢（女性为35.6%）。
另一份根据警察记录整理的报告则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14-2015年，2.8%的男性（相当于50万人）和6.5％的女性（相当于110万）遭受过不同类型的亲密关系暴力，这意味着每三个受害者中，两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
在中国，社会学教授风笑天（2010）在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N=22025）的研究分析中发现，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国性教育工作者陈洁瑜对男性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早有关注。她告诉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导的调研中，许多男性访谈者认为男性不会是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也没有人举出男性作为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的例子，无论是关于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陈洁瑜认为这可能反应了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男性在访谈中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经历。她说，人们谈论亲密关系暴力时，往往会有这样的预设：亲密关系暴力主要是肢体暴力或者婚内强奸，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这个预设包含了两个误解。a. 第一个误解是“男性不会是肢体暴力或者关系内强奸的受害者”。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的身体力量不如男性，在异形间的对抗中，男性总是会处于优势，因此，他们不太会“被打”或者“被强奸”。
但男性被施以肢体暴力的案例并不鲜见。在风笑天的调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过肢体暴力，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为2.5%。
过去四年里，心理咨询师王大为一直为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提供服务，这是一家反对性别暴力的公益组织，其特点是呼吁男性加入到反亲密关系暴力工作中。王大为介绍说，他接到的男性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案例中，几乎全都发生了激烈的肢体暴力，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反亲密关系暴力机构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来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当事男子，因长期被妻子在身体看不见的部位掐出伤痕，连夏天也不得不穿长袖衬衫来掩饰。
在一些案例中，肢体暴力是相互的。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曾向王大为求助，他和妻子婚后居住在妻子的娘家，长期遭到妻子和娘家人的羞辱和耻笑，之后发展为被妻子殴打。后来，他也会动手予以反击，最后发展成为他和老婆长期的互相殴打。
但当男性遭受暴力的情况出现时，当事人往往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殴打后，姚威（化名）鼓足勇气走进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回应则让他落荒而逃。
“就感觉他憋着笑，还问我，‘你一个大老爷们，人高马大的，怎么可能被老婆打?”当时觉得周围所有人都瞅着我，笑话我。如果地上有一个洞，我立马就能钻进去。” 在此以后，姚威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自己的遭遇，直到离婚。“难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亲密关系暴力吗？”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陈洁瑜说，b. 第二个误解是“亲密关系暴力只有肢体暴力这一种形式”。其实，肢体暴力仅仅是亲密关系暴力的一部分，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有经济控制、情绪/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言语虐待五种形式，身体以外类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视。
在风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体暴力的比例为22.7%，远高于他们遭受肢体暴力的比例（2.5%）。
但是，当一个男性遭遇非肢体暴力时，人们往往更不容易将他们当做受害者来看待。
在父权社会中，政治、经济、法律、家庭等领域的权威位置都被默认保留给男性；人们对“男性气质”存在一定的想像与期待，男性是坚强、刚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则被认为更感性、脆弱、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思维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阳刚与阴柔、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会分别被用来形容男性和女性。
这带来的影响很多。例如，人们会更多地认为，男性不应该那么容易受到情感伤害。陈洁瑜告诉KY，“因为刻板印象的支撑，很多时候，人们谈及精神暴力相关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认为，感情创伤、情绪问题更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而男性遭受到情感伤害，因为对方的冷暴力而感受到痛苦，则被认为是与‘男性气质’不符合的表现。”
除此之外，在陈洁瑜看来，人们对性暴力的认知也普遍存在误区。在一段亲密关系中，男性往往被认为是性关系的主动方，但事实上，人们忽视了女性对性的需求也可以主动的，也忽视了男性也会遭到强迫。而一旦男性遭受性侵害后，人们往往也会施以嘲笑而非同情，比如发出“你是男人，明明占便宜了”、“你是不是男人啊”诸如此类的嘲笑。
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不仅使男性更难得到外界的支持，它也同样内化于男性的价值观中，也使得他们成为一个更沉默的群体。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王大为接到过近200名亲密关系暴力的当事人求助，但在所有来求助的人中，女性占90%，男性只占10%。
王大为介绍，这些受害者都是在实际生活中遭遇了长期和持续的肢体暴力，实在无法忍受之后，才前往寻求帮助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父权文化不但对女性进行压迫，同样给予了男性压迫。”王大为说。当父权社会的结构实际上将男性禁锢在单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内化这样的价值，极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于深受“男性气质”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于寻求帮助。王大为表示，“相比于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独。”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诉，寻求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但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他们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远不会谈论这些话题。即便他们迈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难顺畅地说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美国记者Philip W. Cook（2009）曾与亲密关系中受到暴力的男性进行访谈，他发现，这些受害者往往会以幽默的语气来描述自己所经历的痛苦，试图让自己和別人感受“这并不是一件太严重的事”，这种“幽默”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这与王大为的工作经历非常符合。王大为说，这样的情况在男性受害者中非常普遍，男性受害者们往往并不会将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在过往的援助中，大多数女性受害者们打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则大多则先是用隐晦的方式询问：“如何解决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冲突怎么办”。在之后的深入了解中，援助者才会发现，他们曾经遭受了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暴力对待。
“因为畏惧舆论，他们会采用试探的方式来看自己是否会被理解、被支持、被保护，还是会被歧视。”王大为说，在遭受暴力时，他们往往同时要承受暴力和内心羞耻感的双重打击。
一位来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电王大为寻求帮助，在电话接通后，他欲言又止。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农村，经济条件不好，花费很大代价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对他日渐不满，从言语暴力渐渐发展到出轨，甚至带着情人对他进行了殴打。
在与王大为的三次交流中，这名受害者却认为主要的问题在自己，他不断重复着这样自我贬损的话：“是我太无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绿帽子，被瞧不起……”
在进行了一系列访谈后，陈洁瑜提出了疑问：“目前，男性受暴者的报告案例确实比女性少，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男性受害者更少，还是因为男性受害者更加沉默，或者是因为援助机构对男性受害者的求助不予以重视、干预不足？”
当我们和陈洁瑜聊到男性作为受到忽视的受害者群体时，她还提出了人们对亲密关系暴力的另一个认识误区：
亲密关系暴力被窄化为仅仅发生在异性恋关系之间，然而，它其实同样发生在性少数群体的亲密关系中。
事实上，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现，这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间倡导工作组发布的中国首份亲密关系暴力的全国网络调查报告《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对（包括877名非异性恋者在内的）3334名对象的调查，同性恋与双性恋的亲密关系受暴比例分别为“68.3%”与“67.6％”，甚至略高于异性恋群体的“62.7%”（备注: 此处“受暴”的定义是在过去一年内，至少遭受过一次包括身体、精神、语言、性、或经济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数群体作为一个本身在社会主流话语中本就未被承认的群体，能够获得的帮助和支持非常少。
“站在街头无处可回，谁会看我一眼？怀着对自己和恋人失望、又被社会抛弃的深深的无助感，这就是我看到的性少数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人。”彩虹暴力终结所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从肢体冲突到性暴力、经济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从涵盖的暴力类型来看，性少数群体与异性恋亲密关系的暴力没有大的差别。而最大的不同则在于，性少数群体在遭遇亲密关系暴力后，无处依靠，甚至无人知晓。这是别人看不到的受害群体。”
社会公权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过表决，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表示，“在我国，还不曾发现同性恋之间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员不包括同性恋。”
在彩虹暴力终结所远程陪护的一个案例中，当地的公安局“一面说打人是不对的，一面告诫受害人，但是你们也别搞同性恋了。”这样的公共事件与发声，也让性少数群体对于社会支持系统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不仅是向传统的支持系统求助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在马修眼里，“就连很多身边的朋友也会对我们另眼相待”。最初，在遭受男友多次冷暴力后，马修试图向朋友寻求帮助，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觉得“私密和丢人的事”被朋友当作笑话跟别人吐槽，他感到伤心。
“无论是gay圈的人还是异性恋朋友，大家喜欢把同性恋的事情传的非常drama（戏剧化）。他们倾向于把同性亲密关系这种身份代入八卦或是不好的东西。”
一边是社会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边是群体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数群体愈发面临很少求助的境况。官方的支持系统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忽视，与性少数群体对他们的不信任，在无声地相互影响着。
较之肢体暴力，容易被忽视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频繁地充斥在性少数群体亲密关系中，《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调查报告》（2015）显示，在严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恋和双性恋无论是施加还是遭遇的暴力都显著高于异性恋者，双性恋者遭遇严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于同性恋者（21.8%）和异性恋者（18.2%）。
报告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性少数群体经历的心理暴力常常与针对“出柜”（即暴露同性恋身份）的威胁和恐吓相关。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后，男同性恋者燕子终于与男友分隔两地，燕子鼓起勇气提出分手，却遭到了对方的威胁，说要把燕子的个人信息和照片发布到学校的贴吧，“让大家看看，这个人是个同性恋”。
“我当时非常害怕，只能打电话请求他，从晚上十点一直到凌晨四点”，男友提出了很多过分的要求，最终，因为害怕出柜，燕子选择了顺从。
回想自己被“出柜威胁”的经历，燕子开始反思性少数群体里的暴力，“因为我们是性少数群体，受到暴力的那一方发声会更加困难，甚至根本不敢发声，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会变本加厉。”
“出柜威胁常常会将暴力升级，因为害怕被出柜，暴力受害人往往会选择忍受暴力，同时更难向外求助。往往在这个封闭的过程中，暴力开始急剧恶化。”彩虹暴力终结所协调人（coordinator）李悦告诉我们，
“出柜威胁，对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受害者来说，几乎是个两难的绝望境地，而这样的两难不仅是暴力发起人造成的，更是社会对同性群体的歧视、社会体系的缺失与不接纳造成的。”
“一部分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不被认真对待，这意味着，反对性别暴力工作是不全面的。同时，在社会实践层面，这群人将变得更加边缘，他们没办法从受害者角色之中被解救出来。而这也将导致，性别刻板印象将继续固化下去，”陈洁瑜表示。
我们呼吁官方、民间各类机构组织、大众，在关怀异性恋伴侣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时，关注男性和其他性别身份的受害者，关注性少数伴侣关系中的受害者。对一种对象的最严重的排挤，并不是在话语领域内去反对它，而是把它驱逐到话语的范畴之外，它不被谈论，从而被人遗忘，这些他者，从此成为了行走在这个世间的憧憧鬼影。
而我们至少可以做的，是尽自己的努力，营造一种宽容的话语氛围，允许他们存在。这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以上。
采访 撰文 / 王茜 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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