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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美国学校种族隔离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了公共教育私有化的“战斗口号”。择校运动（鼓励学生家庭选择私立及特许学校）的支持者利用教育券、税收优惠，乃至挪用公立学校资金等手段为公共教育私有化谋取利益，择校运动更是受到了亿万富翁们的支持。然而，在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看来，向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是维持民主制度的根本；一旦公共教育无法做到公开、公平，美国的社会则可能会迎来进一步的撕裂。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作者黛安·西尔弗斯·拉维奇（Diane Silvers Ravitch）是教育历史学家、教育政策分析师，纽约大学文化、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研究教授。她曾美国教育部长助理，在2010年，她成为了“一名代表公立学校的活动家”。
贝特西·德沃斯
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多次要求国会拨款数十亿美元，为宗教学校和私立学校提供教育券（政府利用教育券向家长们提供补助，让他们的孩子进入私立或宗教学校），但她屡次遭拒。甚至国会的共和党成员也不愿意动用联邦教育预算来支付教育券。毕竟，大多数选民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上学。
疫情爆发后，德沃斯再次尝试申请。去年3月底，国会通过了一项2.2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名为《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关爱法案）》，为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K-12）教育拨款132亿美元。国会预计，与通常使用联邦教育基金的方式一样，这笔拨款将由全国近10万所公立学校、7000所特许学校以及私立学校，根据其招收的低收入学生人数来共同划分。德沃斯则指示各州将拨给公立学校的资金分给那些招收中等收入和富裕学生的私立和宗教学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几个州提起诉讼，指出德沃斯的指示是非法的。在全国不同地区的三名联邦法官裁定德沃斯败诉后，她让步了。
但特朗普政府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壮大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和私立学校。作为《关爱法案（CARES Act）》法案的一部分，薪资保护计划（PPP）原本是为了拯救小企业而设立的；然而，特许学校行业的游说者鼓励特许学校以非营利组织的身份申请薪资保护计划，从而同时获得公立学校和薪资保护计划基金的双重资助（公立学校没有资格获得资助）。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也有资格作为非营利机构申请薪资保护计划基金。因此，通过一项本应帮助面临破产风险的小企业的法案，数千所特许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平均获得了约85万美元的资金；而通过《关爱法案》，公立学校平均获得的资金约为13万美元。根据新冠刺激观察（COVID Stimulus Watch）网站的数据库显示，各教派的宗教学校、精英私立学校和一千多所特许学校可以获得15万到1000万美元不等的资金。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特许学校：Antelope Valley Learning Academy得到了780万美元；带有营利性的连锁特许学校，Academia Corporation获得了2860万美元；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所精英私立学校Buckingham Browne & Nichols（拥有一千名学生，高中学费5.23万美元，还拥有7500万美元的捐赠资金）则获得500万至1000万美元的资助。事实证明，在大多数公立学校仍然缺乏资金保障学生和教职员工的社交距离、提供卫生措施和个人防护装备时，工资保障计划却为非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德沃斯领导了一场反对公立学校的运动，并亲自资助支持私立学校的政治候选人。特朗普任命她为教育部长的决定，是在奖励与她持相同极端主义观点的右翼基督教团体。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在《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一书中，记录了这些团体长期以来对公立学校的讨伐。他们是 “新右派”、“道德多数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联盟：他们是反对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堕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公立学校的愤怒的十字军。这些组织包括国会牧师、家庭关怀协会、家庭研究委员会、美国妇女关怀协会、美国家庭协会、捍卫自由联盟、国家政策委员会和世界家庭大会。特朗普内阁中至少有11名成员，每周都会与国会牧师的领导人拉尔夫·德洛林格（Ralph Drollinger）见面学习圣经，他认为上帝偏爱私人财产所有者，而社会福利项目“缺乏圣经的依据”。他写道，穷人的需求不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而应该由“婚姻中的丈夫......家庭（如果丈夫不在的话）和......教会”来解决。
《权力崇拜者（The Power worship）》
斯图尔特的报告显示，在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之后，极端保守派团体开始联合起来，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堕胎，而是保护种族隔离学校和大学的免税地位。许多为白人开设的“种族隔离学院”在布朗事件后应运而生，这些学院都隶属于保守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种族隔离是上帝规定的。但他们的领导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围绕保护种族主义学校的税收优惠问题发起一场全国性运动。直到1979年，也就是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六年后，宗教右派才将（反）堕胎作为其统一的运动目标。
斯图尔特将对公立学校仇视的根源，追溯到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刘易斯·达布尼。1820年，达布尼出生在弗吉尼亚州，他是奴隶制的捍卫者和进化论的批评者。他抱怨道：“（人们）不得不交税来支持‘针对黑人贫民的小孩的虚假教育’”。 内战结束后（内战期间达布尼在南方联盟军队担任牧师），他试图通过攻击“美国式的全民教育理论”来破坏社会重建。他宣称，公共教育是“异教”，并且“与卖淫合法化、解除夫妻关系有着合乎规律和逻辑的联系”。
在20世纪，达布尼的思想“继承者”谴责新政和福利计划是对富人的偷窃，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这些右翼神学家声称，公立学校是反基督教的、非道德的、无神论的“政府学校”；公立学校决心摧毁上帝、宗教和家庭。他们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中找到了盟友，该学派支持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反对福利国家、工会、公共教育和任何其他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努力。1979年，老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说，他期待有一天不再有“任何公立学校”，“教堂会接管这些学校，并交给基督徒来管理。”斯图尔特引用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基督教重建主义运动领袖加里·诺斯（Gary North） 1982年的声明：“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利用宗教自由的教义，为基督教学校争取独立，直到我们培养出认识到‘没有中立的宗教、没有中立的法律、没有中立的教育、没有中立的政府’的一代人。然后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建立基于圣经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最终去否定上帝的敌人所捍卫的的宗教自由。”
近年来，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创办了许多连锁特许学校，包括亚利桑那州的传统学院（Heritage Academy）和德克萨斯州的纽曼国际学院（Newman International Academies），他们利用税收来资助学校并教授他们的宗教价值观。斯图尔特写道，通过与世俗教育改革者结盟，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正朝着“将美国公立学校转变为保守的基督教学院”的目标迈进。
亚利桑那州的传统学院网页
“将美国的公立学校变成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并将监管降到最低”：这一计划的推进不仅得到了德沃斯家族和科赫家族的资助，还得到了许多身为亿万富翁的，特许学校支持者的资助，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里德·黑斯廷斯（毕业于白金汉姆布朗尼克斯公司）、伊莱·布罗德、沃尔顿家族、迈克尔·布隆伯格，以及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他们是一个名为“教育改革民主党”的私有化组织的成员，这些个人和团体为支持择校的各州以及地方学校董事会候选人捐款，并且直接资助择校组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立学校通常会招收全国90%以上的学生；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引入特许学校以来，该比例已经下降到85%。尽管过去五年，特许学校的扩张速度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特许学校的失败率很高，但全国特许学校已经增加到7000所，学生数量占到了全国5640万学生中的5%。（目前大约有1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不过，由于家庭迁移、学校关闭、学龄儿童在家上学的比例不断变化，很难获得学生入学时间的准确信息。)
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的增长反映了三十年来对择校的倡导。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教育券计划，于1990年在密尔沃基开始，在8年后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将宗教学校包括进教育券计划内。1992年，明尼苏达州开办了第一所由私人管理、但由政府资助的特许学校。目前，除了四个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佛蒙特州）外，其他各州都有法律授权的特许学校，这主要是为了响应奥巴马总统的教育部长阿恩·邓肯设计的“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州必须先设立特许学校，才有资格竞争43.5亿美元的联邦基金。支持择校的人士声称，特许学校和教育券学校的教育优于公立学校，但大多数研究发现，当特许或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招收背景相似的学生时，这些学校的教育成果几乎是相同的；而那些考分突出的学校会谨慎选择学生，或将表现不佳的学生剔除出去。然而，这些发现并未减弱富有的资助者们对择校运动的热情。
那么，“择校”是如何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的？又是怎样将公共资金引入大多数州的私立和宗教学校的？天主教徒曾在19世纪40年代为他们的教区学校寻求公共资金支持，但没有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国会通过了《中小学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ct)》，其中包括为在宗教学校就读的低收入学生提供福利。但直到最近，才出现了全国性的“择校运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就读于伊利诺斯州的公立学校，他的朋友、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服他支持教育券制度。弗里德曼在1955年的文章《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中提倡教育券制度，并使用了诸如“选择自由”、“政府学校”和“混合学校”等术语。他的观点和言论很快受到了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欢迎。
里根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为私立学校提供教育券和学费税收减免的提议。1981年，也就是他上任的第一年，他创立了国家卓越教育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并在1983年发布了一份名为《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报告谴责了美国公立学校中“不断上升的平庸之潮”，并指责公立学校导致美国产业流失到日本、韩国和德国。它列举了美国学生在国际考试中的低位排名，却没有指出美国学生在此类考试中的成绩一直很差，而且这些排名并不能预测未来国家经济的成功。报告指出，SAT分数的下降反映了参加考试的低收入学生人数的增加。该报告并没有像里根所希望的那样，加强对教育券和宗教学校的支持，其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一个关于“失败的学校”的虚假叙事，该叙事避开了儿童贫困、考试成绩和家庭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回避了美国公司未能预测市场的变化（例如对节能汽车的需求）等问题。凭借其对“公立学校的失败”的尖锐言论，《危机中的国家》为择校倡导者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30年里，择校的支持者声称，择校将拯救那些“被困在糟糕的公立学校”的贫困儿童。在2017年的一次讲话中，川普对国会表示：“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问题”，这意味着家庭应该“自由选择适合他们的公立、私立、特许、重点、宗教学校或在家自学。”当然，家庭早就有了这种自由，他的建议是在为公立学校以外的学校选择提供公共资金。这真是高度的讽刺，正如史蒂夫·科茨（Steve Suitts）在《推翻布朗：现代择校运动的种族隔离主义遗产(The racism Legacy of The Modern School Choice Movement)》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科茨是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传记的作者，也是南方长期的民权活动组织者。他详细介绍了与布朗案抗争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核心策略：即择校运动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琳达·布朗在推动美国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庭上。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是结束对美国黑人普遍歧视行为的关键，但歧视、种族主义和种族紧张在60多年后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
“择校”作为政治运动正在利用民权和社会正义的标志和语言，推动私立学校教育券的发展。50年前，这种教育券是种族隔离主义者确保非裔美国儿童和西班牙裔儿童接受不平等教育的主要工具。特朗普总统呼吁开展一项全国性的“择校”计划，这与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等人的言论相呼应，他们要求联邦政府和美国法院允许阿拉巴马州和南部的中小学实行“择校自由”。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南部七州，制定了教育券和学费税收抵免计划，以补贴那些逃离公立学校的白人家庭。科茨写道，白人外逃现象非常严重，到1965年，“南方有近100万私立学校学生。几乎所有私立学校的学生都是白人。”择校支持者更愿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血统追溯到弗里德曼，而非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他们在思想上是重叠的。六十年前，各州立法机构使用的语言似乎预示了德沃斯的观点，即所有学生都应该获得政府资助，以便就读于他们选择的学校；当乔治亚州颁布学费税收抵免政策时，该州总检察长坚称“任何‘补贴孩子而非学校’的计划都是合法的”。今天的择校运动“如此紧密地复制了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的主要战略和战术，同时又宣称自己肩负着人民和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正义使命”。
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固执地忠诚于当地的公立学校。即使在共和党人积极推动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的州，如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大多数家庭仍然选择公立学校，这在各州教育部门的网站上都有显示。印第安纳州有100万名学生；大约36000人（3.6%）选择了教育券学校，44000人（4.4%）注册了特许学校。佛罗里达州有300万学生；其中11%在特许学校注册，5.5%在教育券学校（大部分是宗教学校）注册。在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将择校问题视作重中之重，该州170万学生中约有2%就读于教育券学校，6%就读于特许学校，这些学校大多被州政府评为D或F级学校。德沃斯的家乡密歇根州有许多特许学校（大多数由盈利性公司经营），但只有10%的家庭让孩子就读于这些学校。犹他州、密歇根州、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佛罗里达州、俄克拉何马州以及最近的亚利桑那州的选民以压倒性多数的比例否决了教育券项目。然而，由保守派多数领导的最高法院似乎肯定会废除州宪法中“禁止宗教学校和私立学校获得公共资助”的条款。
公立学校在经历了近40年来两党的轮番谴责后，又是如何保持这种受到公众尊重的地位的？德里克·W·布莱克（Derek W. Black）的《燃烧的校舍：公共教育和对美国民主的攻击（Schoolhouse Burning：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American Democracy）》探讨了公立学校在美国历史上所占据的特权地位。布莱克是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法学教授和民权律师，他明确表示，公共教育是开国先贤们构想的一种新型民主的核心，这种民主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而他们知道这种同意需要接受过教育公民来执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直言不讳地认为，教育费用应该由国家，而非私人或宗教利益集团来承担。亚当斯撰写了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其中包含了对公立学校的有力支持：
在人民中广泛传播智慧和知识对于维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是必要的……在合众国未来的所有时期，立法机关和地方法官有责任爱护……公立学校。
杰斐逊提议为维吉尼亚州建立一个由税收支持的学校系统，但该提议由于成本问题被州议会否决。
布莱克认为，对公立学校最强烈的支持出现在宪法出台之前；1785年和1787年的西北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如何组织新领土以新州的身份加入国家（而不是将新领土作为现有州的扩张）。根据1785年的《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布莱克写道，每一个新城都必须拨出九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自然资源，用于公共教育的财政支持。每个城镇都必须为公立学校的创立保留一块土地。
每个城镇被分成36个面积相等的广场；第16块地将被用于建立一所公立学校。1787年的《西北条例》宣布，为了确保“良好的政府和人类的幸福，应永远鼓励学校和此类教育方式。”
布莱克详细描写了南北战争和重建对公共教育进步的影响。战前，南方只有针对白人儿童的初级学校，而黑人儿童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教育机会。南方的几个州禁止教奴隶读书，担心他们会接触到废奴主义文学。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国会认识到获得自由的黑人迫切需要接受教育，于是成立了“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为他们提供教师、书籍和学校。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看到，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取决于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敦促立法向不同种族的孩子开放公立学校。
当“前南方联盟州”申请重新加入联邦时，国会要求他们的州宪法必须保证“为所有公民提供教育”。布莱克指出：“几乎所有的（新州宪法）都使用了‘学校系统’这个词，明确了全州范围内的公共教育机会。”佛罗里达规定了“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并规定“将为这些学校提供充足的经费”作为该州的首要责任。南卡罗来纳州在其宪法中宣称，其公立学校将“不分种族”、向所有人开放。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规定：“本州所有年龄在6岁至21岁之间的儿童，都应被允许进入本州开办或设立的公立学校或其他学习机构，招生不得取决于种族、肤色或其他先决条件。路易斯安那州不得为任何种族专门设立独立的学校或学习机构。”
那发生在1868年！
在1876年，有争议的总统选举结束了重建和理想主义的日子。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J·蒂尔登（Samuel J. Tilden）赢得了普选，但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和他的盟友达成了一项协议，以获得南方各州的选举人票，作为交换，他们发誓撤出联邦军队，结束重建。当军队离开后，南方白人有计划地收回了非裔美国人来之不易的投票权和受教育权。重建的一个重要的“剩余”好处是，白人获得了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而且不愿意放弃它。但是，一旦他们重新控制了南方，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双轨制学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黑人的教育机会稀少，且资金不足。他们通过引入识字测试和其他手段，剥夺了非裔美国人投票权，从而收回了他们投票的机会。
布莱克描述了提供给非裔美国学生的学校的悲惨状况，以及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精心设计法律策略，这些现象最终导致了布朗案的发生。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在南方和美国其他地区引发了强烈而持续的反弹，正如科茨的书中所示：十多年来，联邦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一同采取行动，致力于保护布朗案判决及其取消全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命令。
但在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后，行政部门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支持有所减弱，他任命的四位最高法院法官——沃伦·伯格、哈里·布莱克曼、小刘易斯·鲍威尔和威廉·雷恩奎斯特也退缩了。他们在教育方面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可能是1973年的圣安东尼奥独立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该案是关于德克萨斯州学校公平资助的上诉，该地区向贫困和少数族裔学校地区提供的资金，是向其他地区提供资金数目的一半。法院裁定，教育不是一项基本权利。此后，这一裁决一直被用来否定对学生进行平等保护的联邦诉讼，而且法院对寻求为隔离学校进行补救的案件退避三舍。结果，美国学校的种族隔离情况开始逆转，达到了自196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
随着联邦法院放弃了教育公平和废除种族隔离，诉讼当事人将目光转向了州法院，在那里，他们常常发现，州法院的法官准备同意“所有儿童都有权享受健全的、有充足资金的教育”这一主张。布莱克断言，教育在他所谓的民主意识形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教育是公民维护他们其他权利的手段。教育为公民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工具，来让他们的领导人负起责任。教育让来自各个阶层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民主就无法正常运作。
正如斯图尔特、科茨和布莱克所同意的那样，如今的问题是，公共教育能否经受住资金充足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支持者、宗教狂热分子和其他痛恨这种理念的人的攻击。公立学校总是不乏批评者和缺陷，但除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种族隔离运动之外，从来没有人如此坚持不懈地用私人管理的特许学校、教育券、学费税收抵免、在线学习、家庭教育和营利性学校教育来取代公立学校。
受教育的机会不属于市场。和警察、消防、公园、公路、清洁的空气和水一样，公立学校是公共物品，由公众出资并属于公众。公立学校是民主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孩子的家庭忽略了过去30年来一直在讨好他们的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宗教教派人士和企业家。择校运动加速了社会在种族、阶级和宗教方面的重新隔离，同时它从公立学校挪用了资金，使得公立学校更难满足孩子、家庭和社区的需求。随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样化，随着我们的民主制度因分歧而变得更加紧张，人们对真正以社区为基础的公立学校的需求也变得更加迫切。
（本文原载于《纽约书评》2021年1月14日刊，作者：黛安·拉维奇（Diane Ravitch），原题为The Dark History of School Cho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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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1 23:1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