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刘鹏：疫情让我们重新反思城市公共卫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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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6月20日消息，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发生后，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备受关注。而最新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在阴暗潮湿等环境里具有一定的潜伏能力，需要警惕。

疫情暴露了农贸批发市场哪些问题？我们的城市中还存在哪些卫生死角？城市治理如何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鹏。

“在加强政府监管方面，可试行农贸市场‘场长制’，并提高农贸市场的准入门槛，提升农贸市场的商户集中度”

记者：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农贸批发市场再次成为疫情发生地，是否反映出部分农贸批发市场管理中存在一些短板？

刘鹏：农贸批发市场管理一直是我国城市卫生环境和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短板，主要问题包括市场内部卫生条件差、通风换气和定期消毒工作存在隐患、食用农产品准入门槛较低、进货来源渠道混乱复杂、生鲜食品加工容易交叉污染、经营者自身卫生健康水平参差不齐等。

记者：形成农贸批发市场各种脏乱差的原因有哪些？

刘鹏：从管理主体看，市场管理企业重规模和收费、轻管理和规范，辖区政府和监管部门职能交叉重叠，权责不清；从管理对象看，经营主体重利润轻自律，重销量轻过程；从管理环境看，农贸批发市场经营成本相对于商超较低，货品售价相对便宜，市场需求较大，不愁没有客源。

从本质上看，由于城市中有大量中低收入阶层市民的需求，农贸市场仍然有很强的需求空间，而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公共卫生的需求，在民生压力面前排到了后面，这种状况需改变。

从长远看，在有条件的城市可以仿照之前生态环保领域中的“河长制”、“湖长制”，试行农贸市场“场长制”，明确每个农贸市场的地方负责领导及管理责任，公示农贸市场场长和相关监管责任人的监管信息，全面落实农贸市场管理属地责任制度，制定场长制考核规范和评估体系。除了政府监管，应提高农贸市场的准入门槛，提升农贸市场的商户集中度，并尝试引入大型企业进行整体接管改造，提升管理水平。同时，缩小农贸批发市场对散户零售的范围，减少农贸批发市场的人流量，降低聚集风险程度。

记者：北京新发地市场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共同特点是有阴冷潮湿的环境，这种环境使得病毒生存的时间延长，这为我们开展疫情防控提供了哪些新的启示？

刘鹏：首先要真正摸清病毒的传播特性和规律。下一阶段，要把阴冷潮湿的生鲜市场作为疫情风险防控的重要风险源头。不仅农贸批发市场，还有生鲜养殖场、水产仓库、生鲜超市、餐饮厨房等其它可能出现阴冷潮湿环境的场所都应当进行严格规范管理。包括严格落实防疫主体责任制，对生鲜市场进行重点管理，制定清洗消毒的详细操作规程。到了秋冬季，还要特别注意南方地区阴冷潮湿的气候环境也容易为病毒提供类似的滋生环境，要引起足够重视，加强消杀工作。

“城中村、背街小巷、城郊结合部、城市荒地等都应当成为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重点”

记者：除了农贸批发市场，城市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卫生死角和盲点？

刘鹏：包括部分城中村、背街小巷的垃圾点和公厕、不规范设置的垃圾场、“三不管”的城郊结合部、拆迁后长期未开发的城市荒地等，都是容易被忽略的卫生死角和盲点。

记者：治理城市卫生死角，目前有哪些困难？您对强化城市卫生死角治理有何建议?

刘鹏：就目前而言，我国城市卫生治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卫生死角的管理权责不够清晰，管理部门交叉重叠，部分单位不愿花费成本投入卫生治理，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产权界定不清晰，形成城市卫生治理的“公地悲剧”。同时，由于拆迁、烂尾楼等遗留下来的部分卫生死角还存在产权争议，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效果不佳，部分市民公共环境卫生意识有待提高等。

对这些问题应当实施系统化的治理。一方面，要明确卫生死角的产权和管理权责归属，对于长期无法明确的应当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让爱国卫生运动更加贴近和融入市民的生活，改变运动式评比方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和公众常态化的评价机制。同时，通过“智慧治理+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来提升市民参与的效度与广度，畅通市民与政府在卫生死角治理方面的沟通渠道。最后，还需要加强市民群众的公共环境卫生教育，发挥社区组织、物业公司和业委会等基层治理组织的作用，搭建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平台。

“城市治理不是简单的城市管理的延伸，治理工具要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

记者：解决城市管理中的卫生死角问题，哪些城市做得比较好？他们有什么好方法？

刘鹏：总的经验就是治理工具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动员和运动式的治理。例如，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作用，加大社会公众的组织化参与；加强信息公开和披露的手段，让卫生死角被不断曝光和披露；发挥市场手段作用，分析和研究房屋租售价、社区物业管理费、垃圾清运费等相关经济杠杆在环境卫生治理方面的调节作用；借鉴新加坡经验，加大城市卫生执法力量和处罚力度，对违反城市卫生环境行为进行更加严格处罚；大力推行城市环境卫生智慧治理，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掌握城市卫生死角的分布及其治理情况，鼓励社会公众应用微博微信、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积极参与城市卫生治理。

记者：在城市卫生死角治理方面，哪些部门负有管理责任？怎样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是否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您有什么建议？

刘鹏：目前大部分城市环境卫生都是多头管理，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都具有相应的管理责任，但还是会出现管理空档。建议成立城市环境卫生治理领导小组，定期召开环境卫生治理专班工作调度会议，明确各个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的权责清单，将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年度考核中并加大权重，设立市民城市卫生环境监督委员会，鼓励市民代表积极参与监督。

“把城市治理力量更多地放在健康、环境、安全等软实力建设上”

记者：普通市民应该怎样从我做起？

刘鹏：有些人认为卫生和健康是两回事，卫生是环境问题，健康是个人问题，导致认为只要不影响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无所谓，致使一些人对个人卫生很重视，但对公共卫生却认为事不关己，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认识。事实上公共卫生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没有公共卫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健康。

城市公共卫生观念要想深入人心，一方面要加大对城市公共卫生治理不足的评估和排名，形成强大的行政评估和社会舆论压力；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宣传城市公共卫生对市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让城市公共卫生影响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

记者：从城市卫生死角治理进而放大到城市治理，目前我国城市治理亟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刘鹏：一方面，城市治理的目标不能单纯追求外表繁华、GDP和基础设施等硬实力，更需要加强包括健康、环境、安全在内的软实力建设；另一方面，城市治理不能只是城市中心繁华区域的治理，而要把力量更多地放在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地摊经济等这些跟普通市民生活更加相关的重点地带的治理。此外，城市治理不是简单的城市管理的延伸，除了政府，还需要发挥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市民个人的参与作用。

记者：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看常态化疫情防控，您有什么看法及建议？

刘鹏：第一，把体温监测、重点场所防控、个人健康申报监测、严格重点和敏感人群管控、公共消费场所限流等部分二级防控状态下的措施常态化，同时大部分农贸批发市场应停止对个人零售业务，从而降低人流密度和风险。

第二，疫情防控如果达不到绝对的零病例，必须确保零星感染病例轨迹和风险可控，加强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及时发布，公众可不必过于恐慌和担忧，同时要加大医院的发热门诊管理和核酸检测的保障力度。

第三，对疫情风险防控从原来单纯的防人逐步转向防人与防物兼顾，制定包括生鲜食品、预包装食品、生鲜液态乳、冷饮雪糕、鲜榨果汁饮品等在内的疫情期间高风险食品清单，同时对经营这些高风险食品的生产、流通、储运和餐饮单位进行重点监管。

第四，制定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相关防护标准，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权责分配，细化和调整风险等级分类标准，启动疫情防控的三到五年的中短期政策规划制定，让疫情防控从突发状态的应急管理走向常态化的风险治理。

（原题为《疫情让我们重新反思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