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一位大学校长的风骨与担当

真任豚

原标题：匡亚明：一位大学校长的风骨与担当
            

今天是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教育家匡亚明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
匡亚明（1906—1996）江苏省丹阳人。曾先后就读于界州第一师范学校和上海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研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总编辑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举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大名誉校长。1991年被任命为田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晩年主持编写《中国思想家评传》。著有《孔子评传》和《求索集》 《匡亚明教育文选》等。
十多年前，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中国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长，调查结果为：
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这是匡老的荣光，也是南大的荣光。

匡亚明：南大一代传奇校长

来源 | 南京大学校史钩沉”网站

http://news.nju.edu.cn/xsgc/

乱云飞渡仍从容
1966年6月初，“文革”狂潮排空而来，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打倒匡亚明黑帮》的文章。匡亚明与丁秘书一起收听，丁秘书紧张而茫然，匡亚明却笑着自嘲说：“这下子我可是出了名了，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匡亚明！”
随着“打倒”、“声讨”的逐步升级，南大党委一位领导找丁秘书谈话，要他注意校长安全，“一不让外人进入汉口路71号（匡的住所），二把校长的防卫手枪收回”。匡亚明得知后淡然一笑：“手枪在枕头下面，拿去交掉，他们是怕我自杀。你放心，我这个人决不会自杀。自杀是绝望的表现，我这个人从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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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春，匡亚明（左一）与学生在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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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匡亚明（前排左三）在河南潢川“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执教时，与部分学员、职工合影

匡亚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汉口路71号小楼搬到十四舍底层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里住。床铺、煤炉、方凳、竹椅，占了许多地方，不少杂物只好钉挂在四周墙上。匡老身处逆境，依然坦荡乐观，他以方凳拼成饭桌招待客人，并环顾四墙，诙谐地说：“这叫向空中发展。”
匡亚明断然否认康生等人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他曾说：“我们光明磊落，不是黑帮，是红帮嘛。”他还说：“投身革命四十多年，我不能说我什么都正确，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我忠诚于党，从不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匡亚明与夫人丁莹如曾悄悄地专程去雨花台烈士陵园凭吊先烈，匡指着草地，动情地对夫人说：“这下面埋葬着我的许多战友，他们为党牺牲了。我今天敢于来到这里，因为我无愧于他们，他们是我最好的见证人！现在一些人妄图加在我头上的帽，那是站不住脚的！最终会还我清白！”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匡亚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他今后工作的意向，匡亚明经过慎重考虑，仍然选择高校，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耀邦曾对张黎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主任）赞叹说：“匡亚明是有理论、有作为的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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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手书

几度披肝沥胆人
1963年，匡亚明离开吉林大学，南下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吉大中文系一位副教授在鸣放宫欢送会上当场吟诵七律送别诗，其中颔联两句为“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在南京大学，匡亚明同样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被广大知识分子，包括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引为知音、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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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7月20日，南京大学第三届校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南京大学自然、人文科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人选名单。

南京大学第一届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高济宇
委员：么枕生、王希成、叶南薰、孙光远、任美锷、李学清、李景晟、施士元、郑集、陈旭、陈纳逊、耿以礼、徐克勤、徐尔灏、高 鸿、高济宇、黄士松、曾远荣、杨怀仁、鲍家善、戴文赛、戴安邦、魏荣爵

南京大学第一届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范存忠
委员：方光焘、王绳祖、戈平、何如、范存忠、商承祖、陈中凡、陈瘦竹、陈嘉、陆丰、郭斌龢、蒋孟引、韩儒林
匡亚明南大就任没几天，在汉口路71号门前与物理系教授、声学专家魏荣爵邂逅。魏对匡“似曾相识”，而令魏称奇的是，匡校长竟然知道他的姓名与特长。诚如古人所云：“一与相遇，便成神交。”不久，匡亚明事先没通知，就到声学楼实验室了解情况，令魏教授和其他教师深感愕然。但匡校长很快让大家摆脱了拘束，在五楼试听室中，他坐下收听不同声学处理下音乐和戏曲播放的效果，大家谈笑风生，忘了来者是一位校长。”
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与匡校长也有一次鲜为人知的交往。茅家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专家。1964年秋，关于李秀成评价的学术争论逐步升级，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不断上纲上线。茅家琦被诬为江苏地区“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一号代表人物”，省报用两个整版组织文章点名批判，各种批判会也相继召开，一些人则对他冷眼相待。这种阵势使茅家琦不免紧张、慌乱。一天，他与前来参加批判会的匡亚明校长在历史系办公室门口不期而遇，无可奈何苦笑一下便想回避，未料匡校长把他喊住，轻声安慰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再写好文章！”在当时极“左”的思潮不断蔓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匡校长的几句轻声安慰，无疑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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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匡亚明在南京大学校庆76周年大会上讲话

1978年4月，当时任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回宁后他将写稿、改稿情况告诉复出不久的匡亚明校长。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两天后，胡福明向校长请示工作，匡亚明见面就赞许说：“你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嘛。”当时对这篇文章有多种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社会上一度还有“五胡乱华”的说法，将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胡福明与胡耀邦同志等一起列为“五胡”。南大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座谈会，匡亚明亲自到会并首先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后来，江苏省委推选匡亚明出席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公审活动，匡亚明热情推荐胡福明去参加，“因为他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中有突出贡献”。
三顾茅庐聘贤才
匡亚明始终强调：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老教师。他认为：“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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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南京大学提升冯端等12人为副教授，12月提升程开甲等4人为教授，1964年5月提升了曲钦岳、闵乃本等104人为讲师。1963年，制定了《南京大学培养提高师资暂行办法》

在东北人大（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匡校长“三顾茅庐”请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出山”被传为美谈。调至南京大学工作以后，匡亚明依然尊重人才，求贤若渴。他派人三下武汉，礼贤下士，延聘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成为杏坛又一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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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写给程千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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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参加程千帆八十寿辰庆祝会

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而几乎与摘帽同时，就不得不“自愿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级教授，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词学家沈祖棻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程千帆的厄运，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南师教授徐复等“同门好友”的关注。他们公推洪诚先后回宁后向匡亚明校长汇报。匡校长了解到程确有真才实学，当即作出决定：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又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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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与原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先生

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先生，也愿回母校工作（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匡校长果断地决定“一起接受。
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系主任陈白尘，也是匡亚明从北京延聘来的。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亚明深知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甘冒风险，聘他南下就职，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
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陈白尘、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教授曾动情地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