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在和未来，我想和正在校园的你谈谈 | 对话冯雅雯

都怪寂寞太煽情

原创 新天地NewEra 新天地NewEra

口述 | 冯雅雯

美编 | 杨萌

前言

焦虑似乎成为了校园里最普遍的情绪。情绪合流处，“内卷”和“打工人” 的含义被解构进而成为被偏爱的词汇。绩点、实习、实践、学生工作......我们被一切可能的评价标准裹挟向前而无力反抗。当大学生活只是为了制造一张漂亮的履历表时，个体发展的可能性被压缩至无穷小。

什么是大学的真正意义？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老师提到，大学不是要树立范例，而是要寻找例外。但我们仍然感到困惑：如何界定“范例”与“例外”？这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吗？如果要成为 “例外”，我们该如何处理环境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过好我们的大学生活？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新天地找到了一些已经离开校园（本科阶段）的学长学姐。他们或许正是人们眼中“范例”一般的存在，但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也是“绩点为王”制度下的突围者。那么，关于现在和未来，让他们和正在校园的你谈谈吧。

我们的第一位讲述者是冯雅雯，她今年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被推免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继续深造。

作为“入场券”存在的绩点

其实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对绩点并不在意。

辩论、主持、院媒校媒、社团，各种活动我都去尝试并且投注极多精力。选课也遍布各个院系，完全不在乎会对绩点有多大影响。至于专业课程，我称之为"快乐学习"，觉得自己有收获就行。

直到大一下学期第一次评奖学金、评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点不对劲。在一些评定里，绩点是最明晰的标准，只有排名在前15%的同学才有参与的资格。它就像一个固定的标尺，甚至连创新类奖学金或是特长类奖学金，都会对参评者有绩点的要求，只是相较之下要求稍微低一些，比如要求绩点排名在前30%或50%。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绩点的重要性，但其实已经有点晚了，这导致我之后的课业压力极速上升。但是每一门课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是非常困难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发现一门核心课拿了83分时我对自己的否定和怀疑。

为什么要在乎？用前阵子很火的那篇对项飚老师的专访中的一句话说，我们都处在"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里。刚刚进入大学，我们就要开始考虑毕业之后到底是要工作还是升学，升学的话是去海外还是考研、保研。但毋庸置疑的是，每条赛道都挤满了人，失败之后就无处可去。

一名清华学生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出圈后被称为“卷王”/图源网络

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确定要升学，却从没有考虑过要考研。一方面是觉得考研其实是另一场高考，你需要和更多看不见的人去竞争。高价的考研辅导班、只有一次的择校机会、不稳定的招生计划、不确定的考题，这些都非常令人窒息，会让我觉得非常不安全。相较而言，南大的保研率比较高，通过达标的绩点获得保研名额之后，你似乎就能看到一个相对稳妥的未来。尽管我自己在保研后的那半年也感到非常受挫和沮丧，永远都觉得“绩点到用时方恨少”。绩点由一门门课的成绩组成，而这总是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的。只要我努力去做，总会有一些回报。如果更努力一点呢？是不是会掌握的更多？

前阵子也有很多学弟学妹来和我讨论推免的问题，大家都很优秀，但现实也很残酷，如果你不属于实力超群、能够获得破格推荐的类型，那么就要保证自己的绩点在前几名，才有可能在求学时得到一点上升的空间，甚至仅仅是"被考核"、"被看到"的机会。

万一升学失败呢？那就去工作。有些人会认为绩点在找工作时不那么重要，但现实是，比较好的公司或是大厂的HR在面试时还是会注意你的绩点排名，甚至设置固定的标准，要求投简历的同学的成绩要保持在前30%或50%。

综上，无论在毕业后选择哪一条路径，绩点至少都要"达标"，只是高低不同而已。

在意识到绩点作为评判标准而存在的价值之后，我在中学时代就形成的一种“好学生心态”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既然很多时刻绩点都是衡量我的标尺，那么我要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但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因为绩点这种本来并不重要的事情丢掉了自己想要获得的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提早有这方面意识的同学，往往会在大学里获得更多的资源。高绩点的产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在大一时取得一个并不是太差的绩点，到大二、大三才有可能把绩点进一步提高到前15%这样一个比较优秀的状态。也只有保持在优秀状态的同学，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出国交流的机会。虽然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申请短期的国际组织项目等方式间接达成出国交流的目的，但大多数项目的申请表格里仍然有着不可避免的一栏："学分绩、排名"。

并不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会苛刻地要求自己去获得一个高绩点，只有当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往往以高绩点为“入场券”时，我们才会做出改变。

多元化评价标准的可能性

本科的时候，我最热爱并且付出最多精力的是辩论队和校园媒体，但从功利的角度而言，这些在一般性的升学路径中都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它们并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评价标准。

在辩论队打比赛/冯雅雯供图

“唯绩点论”固然需要摈弃，但在寻找多元化评价标准的过程中又涉及到另一些问题：如果不把绩点作为普适性的标准，我们其他的能力要怎么计入综合评价之中？到底什么样的经历该加分？什么样的经历不该加分？就具体施行而言，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评价标准。

最近知乎上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起因是复旦出台了一项关于推免的新政策：有在国际志愿者组织或是联合国的实习经历的同学，在推免时享有一定优先权。我个人认为，与纯粹以绩点作为衡量标准相比，这或许算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至少是一种尝试。但即便如此，学校仍然被指责：标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新的限制，这或许会让学生为了获得推免的机会而功利性地实习，尽管这份实习可能会与部分同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相矛盾。

对于复旦大学推免政策的讨论/截图自知乎

因此，虽然我很反感单纯以绩点作为资源分配的标准，但当下确实没有，也不会有一个真正让人觉得公平的评价标准。

我从来不会后悔为辩论队熬过的夜，为校园媒体的工作通过的宵，它们都是我在大学里收获最多的东西。它们让我收获最紧密的友情，也让我有了更高的抗压能力、组织能力和媒体实践。相比较之下，对我而言，我为提高绩点所付出的努力可能对我的未来发展并没有什么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较高的绩点给我带来了推免的机会，但它对我的意义可能也仅限于此。

以最少的精力取得最好的结果

很多绩点高的同学同时也有十分明晰的个人成长规划，他们往往会更精确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我可能摸索了很久才知道要怎样去处理"我必须要做"和"我真正喜欢"这两种事情的关系。

想要取得比较高的绩点，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此付出全部精力。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把我的精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保持高绩点，根据考核方式去明晰付出怎样的精力才能取得想要的分数；另一部分留出的精力，就会给到我真正想要去成长、发展的部分。

但我觉得挺幸运的一点是，在南大，至少在南大新传，这两者往往并不是相悖的。本科的时候我非常想要写好特稿，而我们的很多核心课程都是新闻采写类，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和我更努力地学习这门课完全契合。对高绩点的追求对我产生了更多的鞭策作用，让我绞尽脑汁、精益求精地去把作业做好。此外，我也会功利地去选比较容易拿到高分的“水课”，只有肉身在教室端坐，其实是在写辩论稿、改特稿。但同时我也会每节课都录音，或者根据老师的语调判断从而记录重点。

在香港书展的采访/冯雅雯供图

在实在没有办法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的时候，熬夜或者通宵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这其实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损耗。怎么样以最少的精力取得最好的结果，这涉及到个人对于时间和精力管理支配的能力，探索的过程对于自我而言也是一种成长。

在课程外跳脱功利性的思维

直到现在，我还会循环播放南京大学的网易云歌单，自嘲为"一日南大人，一生南大魂"。南大并不是一个功利的地方，它给了我非常多尝试的勇气和机会。

参加学生组织和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后称大创）这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安排的。参加学生组织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否则大学生活会非常没有意思，只觉得自己是“没有感情的搬砖工具”。而像大创这样的实践活动，其实是很耗时耗力的，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去支持你，就没办法取得较好的结果，甚至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如果根本不喜欢做学生工作，与人沟通，或者是做那些创业项目的话，就不要去做，还是选择其他自己更喜欢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戏剧，那你就去黑匣子工作，或者找寻一些其他的校外机会。在不同的领域你都能发现并且发展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我觉得这是在南大的四年，我最感恩的一点。

评价一件事情要不要去做，首先就是你喜不喜欢它。如果你喜欢，就不要在一开始就考量它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实际回报，因为它已经给你提供了精神价值，这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无法自主选择决定绩点的核心课程，面对没有选择的事情，我的处理方法就是尽力把它做到最好。而在可以选的事上，就忠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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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现在和未来，我想和正在校园的你谈谈 | 对话冯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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