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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于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提出无理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在前线的僧格林沁也是一怒之下扣押了巴夏礼,并逼迫巴夏礼写下退兵书,但是,巴夏礼的“退兵书”全是洋文,大清官员无人能识。而还有更荒唐的,清廷与列强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指出,两国交涉,均应使用英文和法文,暂时附以中文,待大清选派学生学习外文后,即停附中文照会,尔后各种文件和交涉事项都以外文为主。所以当时的谈判代表在交涉时,因不懂洋文而被哄骗被欺瞒就成为见怪不怪的事情。就说当时的中法《北京条约》吧,法国人在条约中加入了关于外国人在华特权、传教就是仗着清朝很少有人懂得外文的缘故。
巴夏礼与清朝官员。图中描绘的是1857任广州领事时的巴夏礼与行商官员会晤时的情形(铜版画)
有清一朝,自入关后也像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一样,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意与外国交往,互通有无。1797年,英国派代表马嘎尔尼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实则是希望与天朝贸易通商,加强外交关系,但这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拒绝,之后的嘉庆帝、道光帝也是如此,结果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得清廷与洋人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是中外双方在交往中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不同,致使歧异与误会不断发生。
当然,当时会说一些汉语的西方传教士对汉语也并非全然精通,这些情况都使得如何在对外交往中突破语言障碍,顺利沟通,成为很迫切的事情。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破坏的大沽炮台
对中外沟通存在的语言尴尬,恭亲王奕䜣最有切身体会,因而他对如何打破语言障碍的心情也最为迫切。总理衙门已经挂牌成立,要使设立的这一对外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也需要尽快地打破中外双方的语言障碍。恭亲王奕䜣感到,要办好中外交涉,当务之急是设立学馆,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人才的同文馆诞生了。
要开办学馆学习外文,奕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要办好外交事宜,必先了解外国的民风、政情。但是,中西语言不通,大清少有认识西洋文字的人,怎能办理好对外交涉呢?大清曾有过设立俄罗斯文馆的成例,这是值得借鉴的,“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法)、咪(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请饬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驰。”[1]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洋大人》改写
奕䜣的奏折送到仍在热河的咸丰帝的手里,这个有一种亡国之痛的年轻人急欲回銮的心情迫切,也希望奕䜣尽快办好交涉,便朱批让惠亲王绵愉以及总理行营大臣、御前大臣尽快商议,向朝廷奏明。
绵愉在回奏咸丰帝的奏折中也说,恭亲王奕䜣等所奏情形属实。据此,咸丰帝便降旨批准,并让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协同管理。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同一天发出的廷寄中,对筹办外文学馆也有明确指示:“准予八旗中挑人学习外国言语文字,知照俄罗斯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如能熟习各国文字,即奏请奖励。”[2]谕旨一锤定音,昭示着中国第一所致力于培养对外交涉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将走向历史前台。
参考文献:
<hr>[1]高时良、黄仁贤:《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张功臣:《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新华初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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