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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面对新冠疫情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异常艰巨的战“疫”使命扛在了肩上。
当前，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处于疫后复工复产复学、振兴经济生活恢复常态的关键阶段。如何改革我国疾控体系、如何鼓励人才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如何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法治建设、如何服务好“六稳”“六保”工作大局，成为社会关心的热门议题。澎湃新闻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开辟“疫后策”专栏，对疫后中国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下面的文章谈及医科人才培养相关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更多人开始转向对后疫情时代的思考。医科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业界专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和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短缺、知识储备不足等短板，这与我国公共卫生教育体系构建密不可分。”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主任医师刘玉村在《关于优化调整公共卫生学科结构和专业培养能力的提案》中指出。
对此，刘玉村建议，加强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及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专业的建设，拓展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专业，培养一批复合型卫生管理人才，以及一批能调查、懂规律的现场流行病学专业技术骨干。
刘玉村的观点也是业内专家的共识。
疫情发生以来，多名专家、学者从医科人才培养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总的来说，专家们认为，针对当前公共卫生人才不足这一突出问题，后疫情时代应注重调整医科人才培养结构，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培养一批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并从构建健康中国的角度出发构建全链条的公共健康人才培养体系。
医科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不足问题
疫情之下，白衣执甲、逆行出征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但公共卫生人才数量不足、质量待提高，医务人员公共卫生知识欠缺等问题也暴露了出来。
根据3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通报的数据，疫情早期，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40%为在医院感染，60%是在社区，均为湖北当地的医护人员，且大都是非传染科的医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支援湖北的4万名医护人员没有感染报告。
其中原因，可以从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肖海鹏此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肖海鹏在文中指出：在全球传染病总体发病率下降的背景下，从事感染、重症、急诊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数量少、缺口大，疫情来临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大量非上述专科背景的临床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染病防控和危急重症救治培训，加之早期防护物资缺乏，这使他们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被感染的风险增加。
此外，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此前撰文指出了医科人才培养中的另一问题。
“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隐约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及时在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进行细致、缜密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詹启敏在文中写道，这与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人才培养相互独立有关，而这种相互独立关系不利于重大疫情中防控、治疗和科研的紧密结合。
詹启敏还指出，目前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重心和政府投入总体上仍存在“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有待完成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之困与解决对策
相较于“从事感染、重症、急诊等专业的医护人员数量少、缺口大”这一普遍性问题，由医疗系统和公共卫生系统人才培养相互独立带来的问题更值得关注。
因传染病的突发性特点，我国疾病防控体系在无疫情时会长时间处于一种“待命”状态。相应的，公共卫生人员存在待遇普遍不高、职称晋升较困难、成就感和社会地位较低等问题。这种境况继而导致公共卫生专业吸引力较低，生源质量水平较低，学生毕业后转行人数比例较高，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又由于我国多数医学院校公卫人才与医疗人才的培养相对独立，所以临床医学背景学生参与公共卫生实践的机会很少，公卫知识和技能薄弱。
因此，一旦遇到疫情就必须面对公卫人才不足，而人数众多的医疗人才却缺乏公共卫生知识的困局。
对此，多名业内专家提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詹启敏认为，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做调整，特别是综合型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可借助政治、社会、经济、公共管理、大数据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人才培养和双学位教育，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中南大学副校长陈翔也认为，应重视所有医学生公共卫生知识的学习，培养防治结合型的临床医学人才。同时，鼓励医学与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人文科学等学科深度交叉和有效融合，大力度推进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开展医师科学家改革培养试点。
类似的，肖海鹏提出了“医学+X”概念，他认为，要强化医学人才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重视培育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临床医学+基础医学（MD+PhD）的医学科学家、以及“医学+X”创新拔尖人才。
后疫情时代对医科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后疫情时代，医科人才的培养要回归到服务健康中国的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健康生活的追求。
多名专家提到，未来医科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优化生源、重视公共卫生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同时要更加重视医科人才继续教育。
詹启敏认为，未来医科人才培养要完成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他建议构建以大健康为中心、覆盖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链条的公共健康人才培养体系。
在基本原则方面，詹启敏认为，院校教育的本科生应强调“核心能力”，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应强调“岗位胜任力”。在毕业后教育阶段可建立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统一管理。
后疫情时代，人们希望病有所医，更希望能将疾病扼杀于摇篮，因此也将对医科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
对此，詹启敏表示，我国可参考推动临床医生的MPH教育，“早期发现慢性病征兆，及早告知患者并控制进展，可避免后期连锁反应式的个体损失。国外主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前的一年公共卫生硕士（MPH）教育，培养身处人群接触第一线的临床医生具备相应的公共卫生知识和处理能力。”
陈翔则提到，为适应医学由“以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临床实践能力，还要加强他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疫情防控策略与措施的学习，对传染病相关法律法规、传染病防控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及对院内感染防护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包括对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的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加强医科人才培养的工作已经被提上日程。
今年2月，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透露，今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比增加18.9万。研究生计划增量，将重点投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专业，且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以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为主。
此外，一些人才培养单位也顺应时代要求作出相应调整。5月4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邱水平在“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上表示，北大正在抓紧筹备成立“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希望凝聚多学科力量，研究和思考影响人类未来健康和福祉的重大问题。首都医科大学则在5月20日正式成立了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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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3 21:40:25
